在“芯世界”奖项揭晓前，各地组织共提交240多份信息化创新提案，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搭建资源平台、机构和项目管理及支持平台，涉及扶贫发展、环境保护、老弱残障扶持、教育、医疗卫生、志愿者服务等多个领域。主办方希望，信息技术在公益领域的应用，能够为促进公益组织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效率，增强透明度、公信力和创新力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光阴荏苒，曾经造成超过2200人罹难的青海玉树7.1级大地震，转眼已过百日。

7月27日，结古镇格萨尔王广场东侧，中国扶贫基金会玉树灾后重建办公室正式揭幕。4月14日震后，这个露天广场和赛马场，都曾是灾民聚集之处，一度堆满了帐篷和其他救灾物资。

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这个挂靠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公募基金会来说，玉树地震可谓今年的“头等大事”。迄今为止，该基金会为玉树地震募集到的款物已经超过了1.5亿元。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玉树地震当天，该基金会即调运物资参与紧急救援。在随后的过渡安置阶段，除了发放救援物资，还陆续启动了“孤儿关爱”“爱心包裹”以及“玉树灾民抗震救灾生活补贴”等多个项目。

为更好地参与灾后重建，扶贫基金会专门聘请业内专家，调研完成了《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基线评估报告》。专家们为基金会在灾后重建阶段的项目选择，提出了诸多建议，包括向灾民提供进城务工技能培训、虫草采集、农业畜牧业生产等方面的技术、贸易支持等。

在参与评估的专家们看来，对这些“软件”的支持，恰好是地方政府一时难以顾及的领域，也是扶贫基金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的专长所在。

然而，随着两份政策性文件的先后出台，这些项目能否如同预想中的那样进行下去，却蒙上了一层阴影。

5月27日，国务院《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16号文件)正式下发。文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及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机构，将接收的捐赠资金“直接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7月7日，民政部、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又联合下发了一份名为《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的文件，将16号文件中与捐赠资金相关的条款进一步明确：包括扶贫基金会在内的13个有募捐资质的全国性基金会，须将捐赠资金拨付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而集中汇缴后的资金，将由青海省统筹安排使用；具体项目的组织落实，亦由青海省统一负责。

根据7月30日正式对外界公布的该《实施办法》，诸多基金会的角色，仅仅是“向青海省提供捐赠资金总规模、定向资金规模及定向项目清单、非定向捐赠资金使用建议”。

截至7月9日，全国共接收玉树地震捐赠款物106.57亿元(资金98.11亿元，物资折款8.46亿元)，除去已用于应急抢险的8.14亿元，全国尚结存98.43亿元。而粗略估计，这15家(13家全国性基金会加上红十字、慈善总会)机构所拥有的捐赠资金总额就在50亿元左右，占到了总量的一半。

虽然在之前的历次特大灾害后，对于捐赠资金的使用有关部门也多有协调，虽然玉树地震此次捐赠金额不足汶川特大地震的六分之一、绝对金额并不十分巨大，但直接“收缴”基金会的善款交由政府直接统筹使用，仍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在公益界内引发的震动并不亚于大地震本身。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忧虑：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

“这件事，反映了公民社会与政府仍需要长期的磨合。”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对本刊记者强调，政府要学会去面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并给予它一定的空间。

收官“三部曲”

实际上，早在4月18日，民政部就下发了《关于做好玉树“4.14”地震抗震救灾捐赠工作的通知》。

这份看似普通的文件，也启动了民间善款向官方汇集的第一步。

其最重要的内容，即是明确了受捐的主体：其一，是各级民政部门；其二，便是15家有着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分别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药[15.64 1.43%]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按照文件规定，至于其他已开展救灾募款的机构组织，均需将所募捐款转交上述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对本刊记者，由政府限定募捐组织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行政审批行为。它一方面限制了公益组织应有的合法募捐权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公民选择的权利。

不过，由于自1998年抗洪救灾始，这种做法已经相沿成习，倒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中，由于出现了虚捐诈捐行为，政府遂以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的名义，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明确指定由慈善会、红十字会等少数几家官办社团统一接受民间善款。

此后，随着其他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的“中”字头基金会逐渐兴起，这个名单也在不断增补中；但凡遇需举国动员的大灾大难，募捐资格均由政府指定的方式却一直沿袭下来。如在汶川大地震中，除政府部门外，只有16家全国性基金会享有这种特定的救灾募捐权。

4月30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办法》，提出15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可与政府部门协商沟通，按照灾区恢复重建规划“认领”重建项目。

正当各机构为项目开展进行紧锣密鼓的筹备之时，国务院16号文的出台，一下子掀起了轩然大波。将捐赠资金直接拨付青海省统筹使用的做法，显然超出了公益界的承受范围。

于是，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的几家大基金会，遂联合起来集体向民政部表达不满。而其他涉及到的基金会，亦通过相关部委，纷纷传达其抗议。

在多次的游说、抗议和报告之后，7月7日下发的《实施办法》，显然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

民政部救灾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主管部门在平衡了多方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后，才最终出台了这份文件。事实上，对16号文件赋予青海省方面的权限有所限缩。

例如，《实施办法》中明确了定向资金的使用，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优先安排捐赠人定向重建项目。但对确实无法落实或确需调整的定向捐赠资金，则由青海省提出调整意见，并反馈捐赠接收机构，由捐赠接收机构商捐赠人同意后，再调整使用。此外，《实施办法》要求财政资金与社会捐赠资金将严格区分，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法理何据？

“这个完全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青基会副秘书长陈燕云有些一筹莫展。

据他介绍，青基会接收到的捐赠，基本上都是定向捐赠资金，每一笔捐款均由捐赠人和基金会签订合同。而将善款上缴，便完全违背合同的约定，“是对捐赠人意愿的漠视和不敬”。

尽管《实施办法》对定向资金的使用提出了“尊重捐赠人意愿”的要求，但并未削弱其违法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这13家全国性基金会属于独立法人，其财产受法律保护。不应当通过行政命令，将其接受的捐赠资金上缴青海省民政厅。

而且，鉴于基金会与红十字会、慈善会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地位平等，并不存在附属关系。因此，这13家全国性基金会也没有义务将所筹善款“拨付”到红十字会或慈善会。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出台的规定，是对《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合同法》这两个上位法的公然违背。

作为总则性条文，《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

对于慈善组织和捐赠人之间的捐赠合同，《合同法》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因此，新规在这两个层面上，都有可能侵害慈善组织和捐赠人的权益：首先，捐赠款是慈善机构的法人财产，应由其独立支配；另外，在捐赠合同中，捐赠人信赖的是慈善组织，而非地方政府。未经捐赠人同意就将执行人置换为政府，这也会构成对捐赠合同的干涉。

在新政出台之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已经按照要求把募集到的善款交了出来。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

中国绿化基金会外联处处长费勇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本来准备按照汶川地震的经验，在灾区做一些生态修复项目。对于资金上缴，他也表示十分遗憾。因为尽管将资金上缴后，青海省方面也会就绿化、生态修复作出部署。但钱花在了哪里、花的效果如何，都无法进一步跟进，更难以发挥机构的专业优势。

“等于说现阶段，就没有我们的事了。”他补充说。

但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青基会在内的多家基金会，仍在就资金问题进行沟通和努力。一些基金会除了强调项目已经开始，也在为新项目的实施积极做着准备。而根据民政部的说法，资金拨付的最后期限为8月中旬。

7月27日，就在扶贫基金会重建办公室在结古镇揭幕的当天，中华慈善总会与青海省政府在北京签署备忘录，代表全国各地慈善会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赠其所募集的23亿元社会善款。

多余的志愿者？

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作为中国最大的两家慈善组织，此次被豁免，得以自行持有资金，实际上也在意料之中。

因为前者完全比照行政机构建立，后者则为民政部部属社团。两家都在北京设总会，在地方设省级分会，其下更有数以万计的市、县级基层组织。其组织架构与中国的政府体系十分类似，在诸多官办社团中，当属最具特权者。

不过，这两家机构在玉树震后重建中的角色，却依然尴尬。民政部救灾司相关负责人就对本刊记者直言，“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角色，就是出纳”。

据了解，青海省红十字会虽然根据全系统的资金容量，确定了69个与医疗、教育相关的项目。但这些项目，最终都由政府方面统一负责。他们所能够留下的最鲜明印记，或许就是最后会在现场为其立碑，表示由其捐建。

民政部救灾司上述负责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这样的做法仅是玉树特例，并不会长期延续。

在他看来，玉树的特殊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此次地震灾情集中，重建的地区面积狭小，且海拔较高，并不方便各个机构分散开展工作；其二在于玉树是民族地区，会有部分政治方面的考虑。

而在青海方面，最为实际的考虑，则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大家各自拿各自的钱跑来做事，不都乱套了吗？”青海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在全是大型国企在加紧施工，(民间)机构、志愿者来了又能做什么呢？社会各界表达的爱心我们心领了，捐钱过来就可以了。”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从志愿者的安全角度考虑，青海省方面都不鼓励机构和志愿者的进入。“我们现在不需要志愿者。”

然而，玉树真的不需要志愿者吗？

“玉树地广人稀，很多偏远地区，(政府)支援的力量能否全部接触得到？”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会长扎西多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目前，该协会正在致力于灾后三江源地区绿色乡村社区网络建设。他们开展试点的甘达村，在地震中有290多间房屋倒塌，57人死亡。地震改变了他们原先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而扎西多杰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发展当地的生态旅游业，形成适合当地人的新的生活方式。

而这些“软件”建设，也正是民间专业组织的特长。之前，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坦言，政府使用资金不细致，是资金集中的最大弊端。

“政府的投入都在基础建设上，缺乏有针对性的、细腻的、小的项目去满足灾区民众的需求。如果民间善款能够交由慈善组织去做，他们有很多人性化、灵活的服务，去提高民众的满意度。”他补充说。

一般而言，在抗震救灾的初期，政府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统一的调配系统，是非常有效的。但即使在这一阶段，民间组织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觑。

香港乐施会兰州办公室项目经理余振威告诉本刊记者，在紧急救援阶段，乐施会就准备了500顶帐篷。其中400顶交给地方民政统筹下发，但还有100顶帐篷，则是交给当地了解实际情况的志愿者。

根资源危机

康晓光也对本刊记者表示，灾难之后，赈灾角色是多元的，政府和慈善组织应该分别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只有政府力量是不够的，只有慈善组织，也是不行的，两者应互补。

如果说有着官方背景的上述全国性基金会，在新规之下面临的只是发展问题的话，诸多草根民间慈善组织，则面临着更为现实的生存资源危机。

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到2008年底，中国以非正式登记的方式(如以工商注册等其他方式注册)存在的公益组织大约75.9万个，此外还有25万个组织没有登记。而大多数学者估计，中国草根NGO(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应在100万个到150万个之间。

为数众多的草根组织，上升路径非常艰难。中国对于民间组织的注册，实行严格的“双重管理”制度，即要求除了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外，必须找到一个政府机关或者党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才能合法化。因此，这使得大多数缺乏人脉和背景的民间组织，只能以草根的形式非法存在。

而即使得以正式注册，很多民间组织也无法获得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或者只能部分扣除。因为根据规定，这些已经合法注册的机构，必须还要获得财税部门的联合认证。而这种认证，门槛颇高，对机构的成立年限及年检评估等级都有硬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缺乏操作性的规则，财税部门与民政部门的联合审批，以及申请的时限、救济途径等，均无相关细则。

目前，全国只有20多家有着浓烈官方色彩的慈善公益机构，获得了税前捐赠全额扣除的优惠政策。而捐向其他机构的善款，至多也只能享受年度利润总额12%或10%以内的扣除优惠。

而获得主动募捐资格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则更是少之又少。由于审批极其严格，截至2010年二季度，中国仅有1791家此类机构；其中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均挂靠政府部门，是典型的“官办基金会”。大部分民间组织，只能接受来自企业和个人的被动捐赠。

在这种明显不对称的管制政策之下，2009年，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以及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共接收社会捐赠197.68亿元，占到了全国接收捐赠总额的61.22%。而数量庞大的众多民间组织，只是和众多地方机构瓜分其余的一小块蛋糕。

不过，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民间慈善组织的境遇有所好转。

一方面，由于官办机构的不透明、低效率引发广泛的质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善款交给身边信赖的机构。至于这些机构是否有救灾募捐的权限，甚至合法登记注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虽然汶川大地震的捐赠中，有80%以上的捐赠或者直接捐给了政府部门，或者通过地方慈善机构交由政府统筹使用。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所接受的社会捐赠资金，仍可由这些民间组织自行安排使用。这笔资金大约有74.11亿元，占到整个救灾捐赠的11.36%。

2008年下半年，红十字基金会就从13亿元赈灾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分三轮公开招标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项目，以基金会对接草根NGO的模式，让民间的资源回归民间。在红十字基金会看来，这2000万投入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之前与政府合作、在硬件建设上投入的6亿元。

2009年8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七家基金会，再次面向草根NGO发起了一轮公益项目招标，招标总额同样达到了2000万元人民币。

在新政出台之后，虽然这些草根本土民间组织，仍然有望从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样的独立非公募基金会获得资助，但却无法再从全国性基金会这个“盘子”里获取弥足珍贵的生存资源。

慈善的逻辑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9年5月资助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在2046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无所谓”，0.3%的人选择了“其他”。

在学者们看来，公众的选择无可厚非，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大政府、小社会”的整体环境有关。

中国民间组织刚刚起步，良莠不齐，不少机构在专业性、职业化上都有欠缺，尚难以在整体上同政府机构或者官办社团相提并论。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并最终获得公众的信任和认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捐”给政府的钱，是否就要归为重建资金的一类而统筹使用，却有不同的案例。

在国际上，通常是将政府接受的捐赠成立独立的基金会。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在1999年“9•21大地震”后的一个月内，即成立了“9•21震灾重建基金会”，直到2009年7月1日才宣布任务完成自动解散。

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赈灾专户中的捐款悉数进入该基金会，以民间捐赠的名义，公开、透明的进行项目运作，或自行执行，或与政府、NGO组织合作。在“9•21震灾重建基金会”的报告中，捐赠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钱究竟做了什么：“九二一基金会运用您的爱心捐款，帮助70处大楼及社区更新重建，4336个弱势家户重建……”

长期关注慈善立法的青岛大学法学院李芳博士就对本刊记者指出，不妨借鉴台湾的经验，由政府推动建立慈善组织联合会。将玉树地震作为其运作的一个项目，成立专项基金；然后，再以慈善联合会的名义与青海省政府联动，配合其各方面的工作。

今年7月底，一场中英慈善立法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在这次会议上透露，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行政干预慈善法律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和捐赠人权益的问题，《慈善法》草案将明确慈善财产依法进行管理使用的权利保障机制。

目前，规范中国慈善业所依据的，主要是单薄得可怜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该法颁布于1999年，仅有31个条文，只对捐赠法律关系，捐赠财产作出原则性的规定。此外，就是1998年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2004年的《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

但这两个国务院颁布的法规，也只是对一般的社团和基金会的成立和登记方面做出程序性的规定，且内容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在准入方面过于严苛的限制性条款，更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之所在。

从2006年起，《慈善法》就被纳入国务院立法规划，当时的草案名称是《慈善事业促进法》。此后，法律草案数易其稿，名称也改为《慈善法》。但整整四年过去了，至今未能出台。

国务院法制办知情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初步成型的《慈善法》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慈善组织和捐赠人的合法权利。尤其是要明确界定慈善组织对其管理的慈善财产依法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在明确慈善组织法人财产权的基础上，慈善财产的使用和管理应当严格遵守明确的法定规制和合同约定。这样，既能够保障慈善财产的产权明晰，又能够保障其使用的公益性。

据悉，作为慈善界最关心的内容，“慈善组织”亦是《慈善法》草案的重要部分。有专门的章节，对慈善组织的范围、慈善组织的章程、慈善组织的财产性质和使用原则、慈善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公信力和透明度的原则机制等，进行明确的规范。

在李芳看来，《慈善法》可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搭起一个基本框架，明确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和一些基本的原则，确立慈善组织认证、志愿者服务、政府购买慈善服务、慈善组织免税等方面的基本制度。

         4月14日晨，玉树发生7.1级地震，当天上午我就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来自国际美慈组织，他们已经在往灾区赶，另一个电话来自四川的5·12救助办公室，他们也已经组织救援队伍出发。5·12救助办公室负责人说了一句让我非常感动的话：今天是5·12救援4·14。

　　中央电视台报道，最早赶到玉树灾区的救援队伍来自四川。我当时想，最早赶到的救援队到底是政府还是民间组织？我想，政府行动是很快的，力度很大，但是政府也有一个决策的程序，通过决策程序决定以后再组织救援队伍，时间还是会稍微后延一点，民间组织可以立即做决定，马上出发，所以虽然中央电视台没有说来自四川的救援队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但我判断很有可能是民间的。

　　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些民间组织的慈善行动，包括一些基金会、民间的公益服务机构，或者叫草根组织的行动。简单概括一下，这次民间组织参与玉树地震救援的特点应该是四个：第一是快速，第二是理性，第三是专业，第四是合作。

　　所谓快速，这次和汶川地震一样，非常快。汶川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就联络了50多家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同时马上采取行动。这次玉树地震之后，除了四川的这些NGO马上行动以外，在当天就开始行动的还有国际美慈、儿童基金会、壹基金等等，第二天我得到的名单表明已经有20多家基金会开始行动并到达灾区。行动非常快的有大的机构，像中国青基会4月17日就在玉树建立了第一所希望小学，叫做“孤儿希望小学”；还有本土的NGO，当时反应最快的是青海的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他们在灾难发生后41分钟就马上组织队伍出发到灾区去救援。格桑花和深圳有很多联系，深圳市罗湖区的义工联马上和格桑花联系，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还有青海的一个名为民和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的机构，他们在第一时间向全国发出灾区求助信息，并提出，民间组织到青海参加救援，他们会提供各种帮助。

　　再讲秩序和理性。这次玉树地震发生后，没有志愿者盲目行动的情况，志愿者到灾区都是跟随民间组织去的。民和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一方面协助民间组织向外界发出求助的申请，如他们代表格桑花向南都基金会申请资助，我们在4月15日马上把资助给到格桑花。另一方面民和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还就玉树NGO救灾列出了25个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建立信息平台，基金会如何和草根组织合作，外来的志愿者如何注意高原反应等等，非常理性。如此的秩序和理性出现在这样一个草根组织，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

　　还有就是专业。这次我们发现在玉树地震灾区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叫做“长期照护全国联盟”，70多名专业护理员在几天之内就赶到了西宁，对受伤灾民进行专业护理。别人处理不好的事情，这些专业护理员去了就做得非常好。一个小个子女护理员可以把一个大个子病人搬动，本来是两三个人都觉得没法抬的，但是她有专业技能，就能把病人搬动。这次救援中表现非常明显的就是有一批专业的队伍来到玉树。

　　还有个特点就是合作。这次玉树救援中的民间组织，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是有官方背景的还是草根的，都合作得非常好。当时在玉树开了会，成立了民间组织的协调组织，大家互通信息、协调资源。对于草根组织的资助，除了友诚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外，还有一些基金会也要拿出资金来支持青海的草根组织，据说要拿出1000万元。青海的草根组织数量不少，但这些机构过去主要都依赖外援。我提出来，这次玉树地震，我们要争取用本土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

        原题：东莞特警援助180多名西部困难学生

        南方日报讯(记者/郭文君通讯员/管萱萱)近日，东莞市公安局收到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的感谢信，信里向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队员一对一的捐助、3年援助180多名困难学生的义举表示感谢。

　　据了解，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成立于2005年2月19日(原名:格桑花西部助学)，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个人志愿者、西部学校组成，是经过民政部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盈利性民间团体。近年来，格桑花一直活跃于西部的贫困地区，致力于帮助西部的贫困学生求学、提高西部的教育水平和改善西部的学习条件，为西部贫困地区学生送去温暖与关爱。

　　2007年，东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第七期特警预备队员在《焦点访谈》节目中，初次了解到格桑花西部助学组织，他们对这个公益组织的助学行动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开始了对西部贫困学生的“一对一”结对捐助。在与格桑花西部助学取得联系后，他们马上紧锣密鼓地商讨如何参与行动，最后一致表决，选择了“一对一”的助学帮助，因为他们认为这比选择一次性捐赠更有意义。

　　自2008年3月至2010年2月，在特警支队党支部的引导和发动下，共捐助西部贫困家庭学生183人，其中小学生109人，初中生28人，高中生46人，捐助金额达78000元。由于西部贫困地区通信技术不足，很多特警队员经常与自己资助的贫困学生进行书信交流，从身心上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一位队员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知道只有让学生对社会、对环境及周围的人心存感激，他们才会幸福愉快，才会继承这份感恩之心，才会在自己不断努力下编写美好人生路。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在发来的感谢信中说道:“在这几年里，特警支队队员们积极地参与助学活动，给西部的学生带来了极大帮助和无限关爱……他们微笑地关注着祖国西部的贫困学生，支持民间公益事业发展，不计名利，默默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警察这一职业的崇高。”

         2009年4月1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 16亿人,中文网站数量已经达到287. 8万个,其中有1. 176亿人是手机上网网民,与08年同比增长率达133%,使用宽带的网民数量达到2. 7亿人,国家CN域名数达1357. 2万个,网民总数量、使用宽带网的网民数量和国家CN域名数量三项指标世界排名第一。这是继2008年6月中国网民总数量超过美国,一举成为全球网民第一名大国之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再次实现跨跃。在网民中有很多人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为了更好地组织活动,他们自发组建网络草根NGO,网络草根NGO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受国家政策瓶颈及自身问题的限制等原因面临着亟待解决的发展问题。

　　一、网络草根NGO的内涵

　　“NGO”系指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其他社会组织。最早正式使用“NGO”一词是在联合国成立之初,为强调不经由政府间协议而创立的国际组织或有别于政府和企业的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在经社理事会下专门设立了NGO处。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性、自治性、组织性构成了非营利组织的五个典型特征,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通常被认为是这类组织的基本特征。

　　“草根”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词,英文原文为“grass roots”,意思是处在地方和基层远离权力中心的民众,强调将普通人组织在一起以影响和改造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草根组织”一般是指具有政府支持背景的、自上而下成立的NGO之外由民间自上而下生发的另一种型态,其特在于活动领域及方式的多样性,组织管理及运作的自发性制度设计及约束的随意性,以及较强独立性和志愿参与精神。①目前学术界一般将那些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因各种原因不能在民部门登记注册,从而无法获得法人资格的民间自发组建的组织称为草根NGO,它在相当程度具有了非营利组织的核心特征。②

　　随着网络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网络的互通性、及时性,使社会公益组织的活动范围逐渐加大,出现了一种新的草根NGO形式,即“网络草根NGO”。本文将网络草根NGO界定为在网络社会由网民自发组建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网络虚拟社会为主要活动支持空间,凝聚网民志愿者力量,开展公益活动的网络社会组织。网络草根NGO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以网络空间作为主要组织活动平台

　　网络草根NGO的主要工作平台为网络空间,其技术实现形式有:建立规范的网站、利用博客圈集合组织成员、利用QQ群凝聚组织力量、通过较为稳定的网络论坛组织兴趣小组。互联网络的发展为社会公益组织提供了一个非常快捷、方便、廉价的技术平台,网络草根NGO利用网络空间发展网民义工队伍、建立组织体系、发布公益活动消息,然后在现实社会里组织网民群体开展各种公益活动。

　　互联网对于社会公益组织的最大作用在于实现办公自动化和促进信息交流,快捷的信息技术可以改善组织内部管理,降低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和交易的成本,社会公益组织可以通过网络筹集公益资金、搭建学习网络、进行信息服务。网络社会的超地域性特征可以方便社会公益组织进行跨国界的信息交流、发布通知、实现资源共享、实现无纸化办公、改善工作效率、节约组织运行成本,对于没有更多物质资源和政府支持的网络草根NGO而言互联网更是成为其开展工作的最有效平台。

　　(二)组织结构形式比较复杂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技术特征,使得网络草根NGO的组织结构形式比较复杂,属于没有在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的网民社会公益组织群体,尽管网络草根NGO数量庞大,但是大多组织结构不健全,甚至没有组织机构,很多属于昙花一现的“闪客”组织。

　　一些国际知名的NGO经常以网络联盟的形式在全球开展工作,成为国际性的网络NGO联盟,比如英国救助儿童会、香港施乐会等,它们通常会招募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网络草根NGO参与公益活动,这在客观上导致了部分网络草根NGO的国际化。网络NGO联盟的网络成员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独立运作,尽管拥有共同的服务宗旨,然而由于各国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差异,其组织发展和活动内容经常难以适应本土化的要求,联盟成员之间在筹款和其他资源调配上也容易出现不协调的问题,政府对这类组织的协调与管理难度很大。

　　(三)组织成员社会流动性强

　　网络社会的重要特点就是网民真实身份的不确定性和实际生活空间的超地域性,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网络草根NGO的成员可以遍及全世界。事实上很多网络草根NGO就是超国界的国际性组织成员,其中有联合国授权成立的国际社会公益组织,但是更多的是网民自发成立的跨区域网络草根NGO,主要依赖具有志愿精神的网民在网上登记注册的方式来发展组织成员,注册的网民进出组织的自由度很大,有大量网民在网络草根NGO的网站或者论坛注册之后根本不参加活动,成为真正的“虚拟”义工,这导致网络草根NGO成员社会流动性很大,对其管理难度提高。

　　二、我国网络草根NGO的发展现状

　　(一)网络草根NGO已经成为社会公益组织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网络草根NGO发展迅速,社会影响力大。网络草根NGO一般是自下而上民间性质较强的社会公益组织,大多没有官方色彩,其活动领域主要在环境保护、扶贫济困、艾滋病防治、灾害救助等政府权力难以完全作用或者默许的边缘地带。目前还没有对网络草根NGO总体数量的准确统计,但是他们的发展速度之快是可以感受到的。在2006年度CCTV感动中国候选人中,就曾出现了“格桑花西部助学网”这样的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草根助学组织。还有“中国红丝带网”、“中国RH阴性血型之家”QQ群(QQ11832459)、402爱心社等。一些网络草根NGO已经逐渐从具体的服务领域转向支持型组织。如最早关注艾滋病防治的民间组织之一———“爱知行研究所”创办的“爱知行动网”已成为该领域的支持平台, 2005年该研究所直接资助了全国城乡各地包括感染者组织、血友病人组织、男女同性恋者组织等20多个草根网络草根NGO或项目,与他们建立信息和资源分享、组织制度构建和政策倡导的合作关系,提供经费、设备和技术支持。尽管很多网络草根NGO没有取得“法律合法性”,但他们通过扎实的工作赢得了公众认可,逐步获得了“社会合法性”,并以巧妙的行动策略渐渐赢得“政治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3],已成为公民社会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甚至开始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2.网络草根NGO超越了地域限制,活动范围广阔。地域性的限制是工业社会以及前工业社会互动的特点,它一直限制着社会成员活动的范围和场所。网络社会出现后,人们的社会互动范围实际上突破了地域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网络草根NGO冲破了由于地域限制带来的社会活动的重重阻碍。对此,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互联网有助于跨国界的协调行动,低成本的互动有助于新的虚拟社区的发展,人们想象自己是一个单一小组的成员,而无视他们互相之间的空间距离是多么遥远。”[4]

　　1999年11月底在美国西雅图市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由于受到近三万人的游行示威和大规模骚乱而被迫延迟了五个多小时。这是网络草根NGO借助于互联网,影响国际政治斗争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抗议的发起者是美国的一些劳工、人权和环保组织。示威者们相隔千里、互不相识且具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聚集在西雅图市,完全得益于费用低廉且传播迅速的互联网络,在这一年的3月游行发起者就通过互联网上的新闻组来组织这次抗议集会。随着世贸组织会议的临近,示威者们建立了众多的网站来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各种信息的交流,对这次游行示威进行了周密策划和安排。[5]

　　3.网络草根NGO成为公益事业发展的支持力量。网络草根NGO借助于网络平台,可以实

　　现组织资源的最大化,比如可以更广泛地宣传组织宗旨、扩大会员规模和义工数量,发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的捐款活动和义工行动。2004年环保社会公益组织—绿色网络联盟(简称“绿网”)开展“京城酒吧网上募书活动”,为西部贫困山区的孩子募集环境科普教育书籍及资料。2005年2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级工程师洪波利用互联网创办了“格桑花西部助学网”,这个纯民间、自发性的网络草根助学组织通过网络为西部贫困地区筹集了大量助学款。2007年7月,格桑花西部学网组织老师为西部支教,分别在称多县和玉树县进行了支教,支教老师分别来自浙江、湖北、江苏、福建、上海、广东等地。截至2008年8月10日,“格桑花西部助学网”已经结对捐助贫困学生11589人次,捐助金额460余万元。

　　对于弱小的草根组织而言,网络成为它们分享信息、传播知识、表达组织需求、寻求问题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的有效方式。网络还是加强社会公益组织声音、推动政策影响的重要方式。网络草根NGO的发展不仅在网民之间形成协同作用,还有助于社会公益组织与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捐献时间,分享快乐”公益网站与“央视国际”网站合作,鼓励网民志愿者把自己拥有的部分时间捐献出来,存储在这个网站上,一旦网民志愿者通过网站找到需求者、并提供了实际的帮助,网站就会生成该网民志愿者捐献时间的记录,从此任何人都能查到这个志愿者曾经参与过的活动、帮助过的人数、捐献过的时间以及得到的评价。这些网站上的帮助记录反过来能帮助志愿者,成为他们的社会经验银行:存进去的是对社会的服务经验,提取的是个人的爱心和信用值。截至2007年4月9日为止,有838名志愿者,捐献了5357小时,帮助了21725人。在2007年福建省宁德地区的10个县市开展的“阳光助学劝募活动”中,帮困助学的主力军就是一个由诸多网络草根NGO联手组成的“阳光公益联盟”,他们利用网络及团队资源,把关爱的阳光洒向需要帮助的角落。

　　(二)网络草根NGO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网络草根NGO的发展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持。网络空间不分疆界,只要登录网络即可漫游整个世界的任何网站,网络的跨国管辖特性、各国法律对于违法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同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对于跨国性网络违法行为的追究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困难。跨国界活动的网络草根NGO,在其活动和行为与其分支机构所在国家法律出现抵触情况时,该国政府进行有效监管和处理都比较困难。

　　由于网络草根NGO成员以网民为主,网民身份的虚拟性导致组织成员做出违反法律的行为时,追究当事人责任也容易出现各种障碍。在网络上大量存在和发展的网络草根NGO,由于没有在民间组织管理局正式登记,不具有合法身份,一旦出现法律纠纷,更是难以应对。这类组织的成员有了活动创意,就可以在网上论坛或者博客上发帖子,说明时间、地点和活动内容,感兴趣的网友就可以自发地参与发起者的活动。然而这些网络草根NGO事实上是在“非法”地开展活动,根据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根据这条规定,凡未经民间组织管理局审批和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都可以看作是非法组织。一些网络草根NGO就经常因为遭遇法律难题而自行解散。个别网络草根NGO或者网民借公益的名义骗取资财,影响恶劣,导致人们对网络草根NGO的信任度降低,使得网络草根NGO吸纳社会资源非常困难。

　　对网络草根NGO的财务状况的法律监督也比较复杂,大部分的网络草根NGO网站比较简陋,没有在网上披露其财务信息,由于接受公众捐款而出现财务问题而遭遇法律官司的网络草根NGO屡见不鲜。

　　2.组织机构不健全,组织行为规范性较差。在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的NGO有比较健全的组织体系,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参与活动,在互联网上建立网站,宣传组织宗旨和组织活动内容,吸纳网民的程序也较为严格。网络草根NGO则主要依赖网络作为组织平台,认证成员的真实性程序较为复杂。在互联网上有大量的论坛、聊天室,它们是一个个网络意广场,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年龄的网民。在一些网络草根NGO里,网民来去自由,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规范的组织约束。

　　由于网络草根NGO结构松散的特性、网络内部的决策机制和内部治理以及政治风险等因素使这类社会公益组织经常面临各种发展问题。社会公益组织应该更加重视“道德建设”,但实际上很多网络草根NGO由于经费不足、活动场所不固定等原因,缺少规范的组织交流和职业道德训练,忽略了对参加公益活动的网友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的基本要求,而导致发生各种不规范的行为,从而失去公众的信任。有些网络草根NGO过多依赖少数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来凝聚组织力量、较少扎根于基层社区,这些问题导致网络草根NGO的无形资产———合法性、权威性、知名度等都比较低,公众对其了解少、依赖少、信任也较少,甚至抱有疑虑乃至轻视的态度,这对网络草根NGO发展组织和开展活动都非常不利。

　　3.组织成员身份不确定性强,组织凝聚力较弱。德国学者巴巴拉·贝克尔认为:在网络社会中,一组代码、一个角色符号,便成了身份的维持物。虚拟社区成员的身份识别与现实社区成员的身份识别不同,网络草根NGO中的成员可以通过身份认证相互区分,但是淡化了现实社会互动的个人认定经验积累,网络草根NGO成员可以以不同的身份自由选择出入虚拟社区,而网络社会的松散型特征使得网络草根NGO的凝聚力相对薄弱。

　　由于缺乏法律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约束,网络草根NGO的志愿者可以随时结束自己的志愿服务。参加“捐献时间,分享快乐”公益网站活动的一个在培训行业工作的志愿者捐献了自己的时间,他接到了关于学生如何规划学业生涯的讲座需求,地点在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第一次,他怀着新鲜感,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从市区换车赶到这个校区实践他的时间捐献;但是第二次就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了。一些网络草根NGO由于没有固定的员工,身处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只能用网络、电话、短信来联系,随时都有中断的可能。厦门“小鱼社区”爱心版的版主“快乐如我”通过网络组织过20多次慈善活动,她组织活动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网络慈善核心团队无法稳定地建立起来,因为网络这个特殊的平台比较松散,网上参与的年轻人多,但只要个人工作、家庭、感情等发生变化就可能会随时离开,网络草根NGO的组织者也没有办法强行要求志愿者继续履行义务。

　　三、积极探索实现网络草根NGO良性发展的有效管理制度

　　(一)社会公益组织管理部门研究制定对网络草根NGO的有效管理方式

　　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网络草根NGO的发展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积极作用。但是依照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要成为正式登记的社会公益组织需要一个过程,注册地方协会要至少3万元以上资金,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以及专职人员、固定住所的要求等等。最困难的是要有挂靠的“主管单位”审批,这使网络草根NGO要真正获得“合法”地位并非易事,因为这些组织往往种类繁多、成员复杂,组织的活动经常跨地域甚至跨越国界,很难找到愿意为其承担监管责任的正式组织。尽管各级政府大多对有积极社会作用的网络草根NGO采取“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不干预、不取缔”,但是不确定的发展状态毕竟是不健康的。

　　相对于社会公益组织在我国的惊人发展速度,管理制度显得相对滞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发布于1998年,而这一年中国网民数量仅仅是117. 5万人,现在则已经超过3亿人。网络草根NGO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可以说这个“条例”中的一些规定已经严重落后于中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的现实状况,更滞后于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社会公益组织发展的实际状况,尽快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有效管理办法,使网络草根NGO能够在法制化的轨道内实现健康、良性发展。通过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建立社会公益组织人员的资格审批制度,进一步明确社会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积极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在某些特殊的领域可以优先放松管制,如适当放松地区性行业协会、社会服务类社会公益组织和特定的公益性社会公益组织的登记限制,积极探索将社会公益组织注册制改为备案制等制度改革措施,使政府对网络草根NGO的管理带具有可操作性。政府还应该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监督和指导网络草根NGO有序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对于在中国境内活动的网络草根NGO,必须强调其行为要严格遵守中国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依法加以规范。

　　(二)正式社会公益组织收编部分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网络草根NGO

　　网络草根NGO由于没有正式注册,其活动处于非法状态,即使有幸没有被取缔,一旦产生纠纷也只能由组织的发起者个人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现实的情况下,正式社会公益组织收编部分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网络草根NGO是其健康发展的可行之路。402爱心社原名“402爱心帮助小组”是创建于2006年4月社会公益组织,通过网络“百度正定贴吧”,几位不相识的网友为了共同的爱心,走进了第一个特困家庭。之后, 402爱心社不断为弱视群体开展社会募捐活动,扶危助困。但是由于它是网络草根NGO,其募捐行为经常遭遇公众质疑和城管的阻拦。402爱心社于2007年5月正式挂靠到河北省慈善总会,河北慈善总会指导规范了402的规章制度。通过先授权,逐渐实现402完全挂靠在慈善总会旗下,作为总会的分支机构。[6]这种“收编”、规范、引导网络草根NGO的做法值得推广。

　　正式社会公益组织对网络草根NGO的“收编”可能会使得网络草根NGO丧失部分行动主动权,由于组织规章制度的各种限制无法更灵活、更便捷、更直接地处理每个受助信息,但是可以使其能够完成更大规模的公益活动,比如募集更多的资金等。相对于“收编”对于网络草根NGO独立性的影响,其获得的实际益处更大一些。正式社会公益组织收编网络草根NGO,最好是建立相互合作的关系,对网络草根NGO进行必要的组织规范和行为指导,合法的社会公益组织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平台,使网络草根NGO通过这个平台解决获得公募资格、免税等问题。

　　(三)指导网络草根NGO加强行动自律,注意规避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和加强NGO的自律机制建设,构建多元的NGO评估体系,同时还应当提高政府自身的规范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目前我国各省、自治区政府基本上都建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挂靠在民政厅负责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但是对迅速发展的网络草根NGO管理和指导工作非常薄弱。一些网络草根NGO选择了登记注册取得合法身份,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合法化危机。“格桑花西部助学网”在创立之初是草根网络草根NGO助学组织,没有规范的机构,自然谈不上有法律意义上的“员工”。格桑花的发起人洪波曾经因为一个网络程序涉嫌侵权被该程序的开发者告上了法庭,而这个程序正是“格桑花”从事网络助学活动最重要的技术依托。“格桑花西部助学网”最终选择了在青海省玉树州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NGO,这为其开展更大规模的捐资助学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更多的网络草根NGO由于成员稀少,活动开展缺乏持续性,组织结构松散而无法或者不愿意选择到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注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民间组织管理机构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指导网络草根NGO加强行动自律,注意自觉规避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由于没有在政府部门注册的社会公益组织就不会合法的财务监管,公布银行账号接受捐款就涉嫌违法。网络草根NGO涉及处理与社会捐赠相关的财务问题时,更要做到透明、公开,定期公布活动的绩效,对捐赠者予以适当的回报,在网络社会树立起良好的组织形象,通过自己的行为获得较高的社会公信力。“火柴”(网名)是天涯论坛“陕西版块”的带头人,也是有80多名成员的网络草根NGO活动召集人,在捐赠骨髓等活动中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这个网络草根NGO没有财务部门,从来不组织捐助活动。有的企业希望通过“陕西版块”将善款转交到受助者手中,“火柴”告诉他,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亲自转交,因为“陕西版块”既没有账号,也不愿经手现金,他们没有登记注册,一开账号接受捐款就是违法行为。[7]

　　网络草根NGO为了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注册的网民要进行必要的资格审查,在进行益活动之前有必要对那些缺少工作经验的网民义工进行业务培训,强化道德自律、建立组织规范。在进行社会公益活动时,网络草根NGO可以通过聘请法律顾问指导等方式,尽力避免引起法律纠纷,既然没有合法的身份,那么尽量规避法律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需要网络草根NGO的管理者具有高超的组织智慧。

　　四、结论

　　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目前正在向着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自由切换”的方向发展。网络草根NGO的总量已经相当庞大,活动范围涉及娱乐、交友、体育、旅游、环保等诸多社会公益领域,几乎覆盖了年轻人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网络草根NGO总体上而言大多是积极向上的,真实反映了年轻人的理想。但是由于对网络草根NGO的发展缺少相应的法律支持,他们的活动较少得到积极的社会评价,在社会的主流话语中,也基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时期,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一个在更深层次、更大空间和更广领域进行变革的社会,为中国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和工作领域。政府一方面应该用理性、宽容的态度对待网络草根NGO的发展,对它们给予适当的认可、尊重和重视;另一方面必须对网络草根NGO的发展加以正确引导,强化管理责任,及时建立有效地法律制度对网络草根NGO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规范。通过健全政府服务购买机制、设立专项发展基金等方式为这类组织提供必要的发展资金、活动场地等方面的扶持,支持和推动它们开展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公益活动。

　　[1]张志祥:《网络草根NGO的生发机制探析》,《社会学研究》, 2008年第11期。

　　[2]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

　　[4]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信息时代的权力和相互依赖》,《外交事务》, 1998年第9期。

　　[5]丁斗:《互联网中的国际政治权力》,《国际经济评论》, 2000年第5期。

　　[6]李兴:《爱心遭遇信任危机,草根慈善探索出路》http: //www. chinavalue. net/Article/Archive/2007 /8 /28 /78674. html

　　[7]草根组织的“边缘化”生存, http: //www. douban. com /group/topic/2007300 /

        新华网青海玉树５月２４日电（记者吴光于　邓侃　梁益畅）藏族姑娘扎西措毛２４日下午站在玉树结古镇东郊一处非政府组织的救灾物资发放点排队等待。２０分钟后，她领到了两套女式内衣、三双棉袜和一个太阳能灯。

 　　发放物资的是一家来自加拿大的非政府组织——起步高原。玉树地震发生后，该组织在第一时间组织了由２０名外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并获得当地政府批准，于４月１５日进入玉树灾区对受灾群众进行医疗救助。

 　　医疗队在玉树的１０天时间中，共计救助受灾群众１２５６人次。医疗队撤离后，该组织又筹集到价值约２７万元人民币的物资，经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实地调查后，将物资分发到最需要的群众手中。

 　　在玉树地震中，灾区的各个角落都活跃着像“起步高原”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一极力量。

 　　４月１４日，在得知地震发生后，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协会立即启动紧急预案，派人了解灾情和有关需求，该协会第一批义工１４晚到达玉树。同时，“格桑花”启动了地震抢险专款募集，第一天就募集到超过２０万元善款。１７日，５车价值８０多万元的救灾物资运抵灾区。

 　　玉树江源发展促进会在灾后立即开展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进到许多偏远地区进行物资发放。为了保护水源，该组织还组织了专门的志愿者团队在巴曲河畔捡拾垃圾，并进行环保宣传。

 　　“我们的团队在玉树已经开展了多年的工作，在地震前就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当地情况非常了解，因此能够迅速反应。”“起步高原”会长马克·弗根说。

        面对玉树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缺氧，长期扎根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无论在人员身体素质还是与当地群众沟通能力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在玉树救灾中，各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展开了密切配合。４月１４日，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根据专业特点，连夜列出性价比较高且适用的药品清单供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参考。随后“格桑花”根据前方需求，重新调整药品种类。

 　　在江源发展促进会倡议下，玉树多家非政府组织启动了“玉树地震民间行动”。在志愿者资源安排、后勤保障、物资购置、非政府组织联络、救援信息平台建设、一线资料收集、与政府协调，中心内部协调等方面完成架构，落实责任人，投入工作。

 　　中国民政部社会工作司社会工作处处长甄炳亮说，在玉树抗震救灾中，官方组织的军队、武警无疑是主力军，但非政府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反应迅速、行动灵活，无疑为政府救灾起到了拾遗补缺的的作用。

        在格桑花西部助学义工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号”，何文胜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草原狼”。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深知贫困的滋味，很多得到过他帮助的孩子喊他“狼哥”，这也是他认为得到的最好回报。

　　3月30日，何文胜和几个北京的义工一起来到玉树，他们带了整整一越野车的爱心帽子、围巾和手套。在玉树扎芒小学，他们将这些物品发放给了孩子们。何文胜告诉记者，当时孩子们领到帽子、围巾和手套后，都迫不及待地戴上，好像宝贝一样。看着这些“格桑花”们对他带来的物品爱不释手，已经40多岁的何文胜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难过，总之感情很复杂。”何文胜说。何文胜从小在农村长大，深知贫困家庭给一个孩子带来的痛苦。何文胜说：“我小的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父母都被下放到农村，那时候的日子也是非常苦，所以每次到玉树看到这些孩子们，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

　　为了帮助玉树的孩子们，今年4月14日玉树地震之前，何文胜又带了2万多元钱赶到玉树，发给了当地的贫困学生。

　　本报记者 寇润涛

         为宣传格桑花西部助学工程，锻炼大学生思辨才能，加强镇江高校校际之间联系与交流，5月23日晚，第二届“格桑花杯”镇江高校校际公益辩论赛在江苏科技大学学术报告厅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辩论赛由格桑花西部助学镇江站、格桑花西部助学江苏科技大学工作站主办，江苏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数理学院，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环境学院承办。江苏科技大学团委书记徐琳老师及格桑花西部助学镇江站金伟先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对于大赛的举办寄予期望。格桑花镇江工作站负责人张琪萍女士向到场嘉宾敬献了象征纯洁和吉祥如意的哈达。
　　本次辩论赛选题新颖,紧扣时事，大力推广和发扬了辩论艺术和公益文化。当晚两校辩手围绕“青年志愿者的价值在于社会肯定还是自我肯定”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手们在台上慷慨陈词，时而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时而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不仅队员发挥出色，队伍也配合得极为默契。更为重要的是，在紧张激烈的辩论过程中，辩手们表现出了当代大学生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风度。尤其是正方三辩在自由辩论环节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迅速的反映能力给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语言与思想的碰撞中，观众看到了本次辩论赛的精彩，最终正方三辩和反方二辩成为本场最佳辩手。
　　此次活动促进了镇江高校学生组织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并对“格桑花”西部助学组织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通过各位选手激烈的辩论，将对社会公益事业问题的各种看法更生动、直观地摆在大学生面前，从而引发思考，将镇江高校的公益社团活动推向高潮，通过公益主题辩论赛的形式，在展示大学生唇枪舌战、激扬文字的风采的同时，将针对我们生活的环境问题的各种矛盾展现出来，将义工文化的理念深入到大学生心中，在社会中引起广泛的公众反响和思考。对今后进一步开展援教助学工作，提高助学成效具有积极的意义。

        原题：NGO（民间非政府组织）在玉树

        玉树强震灾难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NGO（民间非政府组织）代表、志愿者在玉树积极配合政府开展救灾，或者开展与自身领域相关的灾后需求调查评估。资源动员能力强的NGO，在后方进行筹款并采购和运输大量急需物资。

        其中最为活跃的NGO之一是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其网站为"格桑花西部助学网"，其关注重点之一为玉树藏族自治州，非常熟悉当地情况，和当地政府建立很好的关系，其会员遍布全国。有些会员是从东南沿海或其他地方自驾汽车或坐飞机赶到玉树的。

        尽管青海地处偏僻，当地各NGO之间也展开合作，密切配合，成立不同的小组协同救灾。例如，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根据专业特点，连夜做出性能价格比比较高而且较为适用的药品清单供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采购，其他NGO也参照此药品清单采购。随后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根据前方需求，重新调整药品种类。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又积极联系各资助方，为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筹款，款项直接打入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编写《进入玉树救灾 谨防高原反应》文章供青海省外NGO参考。做为县级NGO，该机构在灾后1小时便呼吁全国NGO参与救灾并立即成立西宁救灾协调办公室，为各地NGO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定期或不定期与各NGO加强沟通。

        另外还有青海当地数家少数民族NGO在江源发展促进会倡议下成立了"玉树地震民间行动"。在志愿者资源安排、后勤保障、物资购置、NGO联络、救援信息平台建设、一线资料收集、与政府协调、中心内部协调等方面完成架构，落实责任人，投入工作。资金和物资近100万元。

        NGO备灾中心联合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已于第一时间成立4·14玉树地震四川救援办公室，成员有成都市众诚农业减灾信息咨询中心、攀枝花社区发展研究中心、都江堰市火凤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四川社科院志愿者团队、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等多家NGO。NGO备灾中心带着帐篷、药品、食品、棉被、妇女用品、奶粉等物资从四川石渠县进入玉树，在相对偏僻的隆宝镇发放。

        支持NGO在灾区积极开展公益活动的南都公益基金会，于4月15日就对玉树地震做出紧急响应，开辟资助申请绿色通道，接受多家NGO来电来信询问，并主动联系青海当地及甘肃和陕西的NGO，表示救灾和重建项目资助意向。四川NGO备灾中心物资运输由该基金会提供。该基金会还资助自然之友、天下溪等北京的NGO赴玉树开展抗震救灾。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青海省格桑花教育救助会也申请到物资运输和志愿者交通费用19300元。泓德中育教育机构也获得南都公益基金会5万元资助，并发动国内50到100名大学生汇同中国社工协会组织志愿者深入灾区开展救灾重建。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在处理"乐平心理咨询中心和民和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一线和后勤费用申请项目建议书"和青海省社工协会提交的"玉树县老年儿童福利机构受灾情况及需求调查"项目。该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先生是著名的"希望工程"的主要创始人，他表示将加强对青海当地NGO的支持力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团研究员对南都公益基金会的这种做法及NGO在灾后的迅速行动表示赞赏。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已开始拨款。基金书秘书处加班加点，积极与各参与抗灾的民间组织前后方进行沟通联络，为NGO抗旱抗震工作提供服务和支持。

        国际扶贫与发展机构乐施会第一时间开展灾情评估，并且正式启动紧急救援行动。乐施会拨款200万港元作为紧急赈灾款，邻近青海省的乐施会四川成都办公室及甘肃兰州办公室，将包括棉被、彩条布、帐篷等在内的救援物资及时送往灾区。国际助残也从四川组织人员，采购急救药品和康复器械进入玉树，还呼吁各参与紧急救援行动的组织和机构，将伤员需求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分享，并愿意和有意向支持、一同参与进行早期康复介入援助的机构保持联系！ 

        灾难发生后，当地政府非常理解NGO的热情，也非常愿意与NGO展开合作。青海省公布了玉树抗震救灾志愿者报名热线，获得积极响应。政府建议NGO和志愿者充分考虑气候、地形、地貌、气候、交通和运输等各种因素，理性进入灾区，并鼓励NGO在今后长期的重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祁永金）

（作者单位：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残障人士医疗康复保健中心）　　

        原题：网络筹款争议中摸索前行 新尝试呼吁制度上回应

        网络筹款争议中摸索前行

　　施乐会是一家在浙江金华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运用网络技术构建了网络爱心互助平台。在施乐会网站上，“施乐会本着‘慈善互助，行善无忧’的理念，构建了全球首个透明化网络爱心平台，确保每笔善款能够‘公开！透明！直接！即时！全额’到达受助人的手中”的话语在很显眼的位置闪烁，“全球”、“公开”很容易抓住网民的眼球。

　　“网络募捐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社会公信力，靠各位网友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才走到今天。”潘淦平告诉记者，施乐会目前维持网站的费用来自一家爱心企业的友情赞助，包括运营费用和办公场所都是他们提供的，施乐会不会从网友捐助的资金中留取哪怕是一分钱的费用，从而保证网友的资助款可以全额送达受助者手中。他认为，施乐会突破了传统慈善机构的缺陷，其“网络互助”的服务模式解决了时间、地域、空间等多种因素的限制。

　　此前，香港社联资讯科技资源中心冯一柱曾表示，中国的网民占全球20%，而且还在高速增长。2008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多网民的单一国家，这种趋势无疑会直接影响慈善事业。网民将成为公益事业捐赠的重要力量，施乐会就是证明：截止到目前，已有35985人在施乐会网站上注册，累计筹款1723011元。

　　除了施乐会，在网络上开展募捐活动的机构越来越多。同样是社会团体的青海省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在网络上募款助学的模式甚至广受赞誉。如今，在格桑花网站上就可以完成对青海贫困学生的捐款，就像网络购物一样，选择待资助孩子，使用支付宝就可以轻松完成。

　　根据格桑花的统计，使用这个新版捐助系统后，减少捐助人在线操作及汇款时间5000小时以上。方便的不只是捐助者，之前为了解答捐赠者的疑惑，格桑花要安排人做客服为捐赠者答疑解惑，而现在疑问的人少了，系统支持人员缩减至5人，减少了财务公开的人工操作时间100小时以上。现在格桑花的每一笔收支均可在网上在线查询，并支持不同条件查询及生成报告。而在支付宝公益捐款的页面上，格桑花是惟一作为民间公益组织获得了重点推荐。

　　网络募款大势所趋

　　最近几年，除了2008年汶川地震和南方冰雪灾害引发巨额捐赠外，每年全国的慈善捐赠额大致在300多亿元，占GDP的比例大约接近0.1％，而美国大致在3000多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大约在2％。“如果没有特殊措施，这个比例难以提高。原因在哪里？在于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的透明度不够，导致公信力不足以支撑整个行业的发展。”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说。

　　而在郑远长看来，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是解决慈善领域“透明度不够”的一条重要途径。“好像是洛克菲勒说过，当马路边擦鞋匠都在谈论股票时，该是股票市场崩溃的时候了。我相信，当我们身边的人都在抱怨捐款不透明的时候，一定是需要下大力气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了。那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并不容易的课题呢，我们就会自然地把目光注视到信息技术上。”

　　郑远长认为，只有信息技术才有可能解决上千万的捐赠人、受助人和上百亿元的捐赠款物的海量数据的匹配，才能解决社会公众和捐赠人普遍存在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甚至不吃草”的矛盾心理所要求的低成本问题。同时，也只有信息技术才能解决上千家，甚至上万家慈善机构将来的联合，并形成行业标准，以及实现标准的落实到位。

　　网络的上述特点决定了网民通过网络进行捐赠必将是大势所趋。从境外经验来看，冯一柱曾介绍，某一个美国慈善团体2007年网上募捐的善款是10年前的7.7倍；而根据香港的数据，海啸的网上善款总额募捐速度以30倍速度在增长。“如果政府可以鼓励促进NGO电子化的进程，加快他们使用网络的能力，就会把广大网民纳入社会慈善事业的蓝图，让他们成为捐助者。”

　　谁才可以网上募款

　　“像施乐会、格桑花这样的机构进行网上筹款的行为是合法的吗？”一公斤捐书网的项目团队负责人范晶薇一肚子的疑问。一公斤捐书网挂靠在河南省中原文化发展中心下面，以项目的形式存在。从项目刚开始运作，范晶薇就清楚，一公斤捐书网没有筹款的资格。

　　为了在中国的环境下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一公斤捐书网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开发出了一套B2C的电子商务平台，捐助人可以直接和作为供应商的厂家联系买书，而不用将现金交给一公斤捐书网。“这套系统的开发让技术人员很恼火，因为比直接筹钱的系统麻烦多了。”范晶薇说，“如果在网络上筹款是合法的，我们也用不着花费了4年的时间来开发这套系统啊！”

　　问题同样存在于格桑花。因为使用方便，信息公开、透明，格桑花捐助系统在业界颇受好评，前不久还获得了因特尔公司与民政部联合颁发的“芯世界公益创新奖”。但问题不能回避，“格桑花做得很好了，但这样的机构应该是没有面向公众募款的权利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就有这样的疑惑。

　　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对于募捐的主体资格，并没有明确地法律定义。“只对基金会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公募基金会可以募捐，非公募基金会不能进行募捐。”

　　潘淦平告诉记者，施乐会是金华市慈善总会的分支机构，全称是“金华市慈善总会施乐会”。“主要是募捐手段不同，他们是传统的，我们是用网络平台。”在网站上，可以看到施乐会社团组织的登记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上述民政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施乐会的这种登记形式应该不算是金华市慈善总会的分支机构。但是，“对于社团能否进行网络筹款并没有明确要求，如果机构注册性质为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或者是民办非企业，通常而言不鼓励、也不禁止，毕竟民政注册的事实承诺了其非营利性。如果是工商注册的机构进行网上筹款就很不合适。”这位工作人员指出，只有等《慈善法》出台后，这方面才会相应地规范。

　　新的尝试呼吁宽容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施乐会、格桑花在内的一些机构不仅在平时为网民和受助者搭建爱心平台，而且还针对地震灾区的需求进行网络筹款。

　　2010年4月17日，民政部发出《民政部关于做好玉树“4.14”地震抗震救灾捐赠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规定了可开展募捐活动的机构。“开展接收救灾捐赠的限定于各级民政部门及其下设的捐赠接收机构、各级红十字会、各地慈善会，集中捐赠活动原则上5月上旬结束。其他机构不得开展救灾募捐，已接收捐赠的，要转交上述单位。”《通知》最终规定了只有15个社会组织和公募基金会可开展救灾募捐。

　　如果施乐会是金华市慈善总会的分支机构，施乐会便具备了针对地震灾区开展募捐活动的资格。但是，施乐会是独立法人，实际上也不能筹款。

　　郑远长认为，相关的机构还是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但同时他也指出，“现在也不要把好的方式掐死，而是要放到土壤里实现很好地生长。”郑远长强烈建议众多的工商注册或者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机构们积极地去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把好的项目和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去合作，与这些基金会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双赢。

　　中国发展简报主编付涛指出，网上筹款可以避开制约，形成一种新的尝试，并且能够在现实中对政策进行推动。“希望政府能够对网上募捐的行为给予宽容，并最终在制度上进行回应。”

　　范晶薇和她的一公斤捐书网目前试探性地推出一款可以用来筹款的网络产品，“我们就是在试验，看国家会不会对我们这种性质的机构网络筹款的行为进行限制。如果限制，我们会停下，会用虚拟货币来代替，如果没有，我们会继续尝试。”

        原题：重庆华岩文教基金道坚理事长为格桑花救助会捐献墨宝

        佛教在线重庆讯 2010年5月16日，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理事长、华岩寺方丈道坚法师为青海玉树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捐赠两幅亲笔书法作品。两幅作品《安隐于心》、《行菩萨道》在重庆新天地参加拍卖，拍卖所得的两万元善款将通过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捐献给玉树受灾的孩子们。

        活动结束后，格桑花教育救助会重庆义工张晓玲将格桑花救助会呈道坚法师的感谢信交给华岩文教基金工作人员，并再次代表玉树数千“格桑花孩子”对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的义举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据悉，4月14日玉树地震发生后，道坚法师格当日便指挥第一批工作人员奔赴玉树灾区，组织了水、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救援物资送到受灾人们的手中。随后，又在4月26日派了第二批工作人员奔赴玉树，为灾区人们送去了太阳能、餐具等救灾物资。
 

        原题：《邋遢大王》办见面会 100个热心家庭捐助玉树

《邋遢大王奇遇记》玉树爱心拍卖现场

　　搜狐娱乐讯 5月15日上午,100个来自上海的爱心家庭来到了上海虹桥万豪酒店, 参与了由儿童剧《邋遢大王奇遇记》剧组举办的首场爱心见面会。

　　在爱心见面会中，不仅有兼任导演和主演的哈哈少儿频道著名主持人杨毅哥哥携手剧组的成员与小朋友们的亲密互动，最重要的还是压轴的爱心拍卖会。这一次《邋遢大王奇遇记》剧组联手玉树州格桑花救助会，带来了青海玉树地区小朋友们的绘画作品，当地的特色绣品鞋垫，以及玛尼石等参与爱心拍卖。画家刘世江更是将他精心创作的2幅油画作品《高原上的草原》和《巴塘天葬台》带到现场参与爱心拍卖。通过这些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玉树地震前的原貌和青海的藏区风情。

　　在哈哈少儿频道著名主持人沈墨姐姐和杨毅哥哥的主持下，小朋友们和家长都争相出价，让爱心拍卖会的现场热情洋溢。最后在爱心家庭成员们的热情参与下，爱心拍卖会现场拍卖所得共计33800元。据悉，此次见面活动中爱心拍卖善款都将当场捐献给-格桑花西部助学，以帮助震后灾区的小朋友们重建家园。《邋遢大王奇遇记》剧组还将于本月22日，举办第二场爱心见面会，让更多的家庭和小朋友能够来到现场参与爱心活动，为玉树加油！为爱心喝彩！文/Lily

        原题： 六安市裕安区选聘生情系玉树

        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后，裕安区选聘生、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义工唐薇号召全区选聘生向玉树灾区捐款活动，13位选聘生在第一时间伸出友爱的双手，献出他们的爱心，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筹集善款1600元，并立即汇往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委托该机构代为采购紧急物资，送往玉树灾区。

　　同时，该区选聘生还通过网络向全市选聘生发出了“伸出你我援助之手，让生命站立成树！为灾区同胞点亮希望烛光！”的倡议，号召全市选聘生积极向灾区捐款，奉献爱心。这些举动充分展示了当代大学生“村官”勇担责任、热心公益、心系灾区的良好形象。(六安新闻网)

        原题：  “格桑花”参与义演 河南读者汇千元善款

        凝聚每份爱，点燃颗颗心，萧山日报小记者团发起的“我们在一起”赈灾义演活动得到越来越多热心人的关注。昨天，组织义演晚会的办公室里也比往常热闹了许多，除了陆陆续续赶来购买义演门票的小记者家长和热心市民外，工作人员也接到了不少热心单位、组织打来的订票电话。

　　“格桑花”义工热情支持

　　萧山的“格桑花”义工小章一大早打来电话，“我们格桑花（萧山格桑花西部助学组织）QQ群里的网友们在看了赈灾义演的相关报道后都非常支持，正在商量着团体购票，可能需要几十张，麻烦一定要给我们保留着，下午统计好了我就会过去买票。”

　　玉树是格桑花的生长地，也是格桑花教育救助会的重要助学区，因此，此次义演对“格桑花”的义工们来说意义非凡。义工“上岛”在地震发生的当晚就赶赴灾区参与救援，和其他志愿者、解放军一起寻找被困的孩子，还见缝插针地用相机记录下灾区的灾情。小章说，“格桑花”的群友们听说“上岛”也将参加5月14日晚上的义演晚会，都想到现场听她讲述在玉树救援时的所见所闻。

　　下午4点多，小章急匆匆赶到了本报，一口气买了80张票，并将近4000元善款投进了捐款箱，“这只是我们初步统计的数据，明天可能还要来补买。”

　　河南读者请民工子弟看义演

　　这场凝聚爱心的赈灾义演不仅得到了许多萧山人的支持，也引起了外地读者的关注。

　　几天前，河南人李进安无意中听萧山的朋友说起了“我们在一起”赈灾义演的消息，立刻从河南汇来了1000元钱，并委托朋友把这笔善款送到报社，全部用于购买义演门票。

　　因为不能亲自到萧山看当晚的演出，他打算把买到的门票委托我们送给萧山民工子弟学校的同学，让孩子们代替他为演出捧场、喝彩。

　　还有，星星艺校的老师赶来买了50张门票，义蓬一小的几位学生托他们的老师来报社买票，14日晚要结伴来看演出……截至昨天下午5点，组委会通过义演售票已经筹集了近两万元善款。在与区慈善总会商议后，此次赈灾义演售票所得的所有善款将定向捐赠到玉树当地的一所小学，为灾区孩子的学习添砖加瓦。

　　义演售票工作还在持续中，今明两天，想为重建玉树灾区献一份爱心的市民仍可以到本报607室购票，也欢迎爱心单位前来团购，咨询电话：82622170。

    主题： 让生命站立成树——格桑花创始人洪波玉树震后，寻找“我们”的1800个孩子

    洪波始终没有流泪，她很平静。她是5月4月才回到家的，距离她4月16日离开合肥已经过去大半个月。起初在灾区寻找格桑花救助的1800个孩子，之后又飞赴北京争取100万的天使助学行动资金。

    5月5日下午，面对着记者，洪波静静地讲述着那些玉树的故事。那一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在大灾大难面前，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呼天抢地，他们坚忍、坚强、坚定地面对，让生命站立成树。

    “但愿天堂，也有大学”

    格桑花于2005年成立，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玉树捐助了1800个孩子，洪波带着大家的嘱托来到了灾区，寻找“我们”的孩子。其间，有惊喜，也有悲痛。

    在受灾最严重的玉树三完小，洪波看见了孩子们的作业本，看见孩子们的书包，却也无法辨认它们曾经属于哪个孩子。找活着的孩子，一个个去询问，每一次寻找都是带着生的希冀。在才英吉家附近，志愿者于锋发现了一个三完小孩子的作业本，上面写着：三年级十二班才巴。

    12岁的卓玛醒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打给资助她的70多岁的蔡爷爷，说她还活着，好好地活着。

    最终，500个孩子被找到了。

    洪波没有流泪，不过，她说，孩子们，但愿天堂也有大学。

    废墟中矗立着的孤儿院

    第16次去玉树，洪波这一次的心情明显沉重许多。4月17日凌晨到达地震灾区，在一片死寂中，他们开始了寻找。

    当周围的一切都碎成瓦砾时，怀德孤儿院还坚强地屹立着，网上称这是史上最牛的孤儿院。当洪波到达孤儿院时，怀德孤儿院的负责人德勒喇嘛和她相拥而泣。之前由于信号原因，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德勒喇嘛说，即使没有联系上，他也知道格桑花肯定在往这边赶。

    “当初花100万盖这所孤儿院时，很多人还质疑是不是多用了资金，因为仅仅一座支撑墙就花了3万。地震后，很多人看到这所孤儿院就哭了。”洪波说，这里100多个孩子都安然无恙。

    活下来，就有希望

    亲身经历灾难，有人会变脆弱，有人会变坚强。洪波在这里看到的是坚忍、坚定、坚强的心。

    13岁的男孩和妈妈一起在废墟里捡木料，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了这些木材，家也就有了雏形。40多岁的阿妈不愿意离开那片废墟，下面还压着一个3岁的孩子，救援不了了。阿妈坐在那里，点着酥油灯，转着经轮。

    分到了食物，有了水喝，有了帐篷住，擦干净了满是灰尘的脸，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又回来了，他们的眼睛里没有愁苦，他们知道，活下来，就有希望。

    跳皮筋，挑水……这里孩子们的快乐与外界几乎没有两样。

    义工那深深的一跪

    格桑花的义工刘青，是个白净的江南女孩，看上去瘦弱，却爆发了惊人的小宇宙。

    一个有两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盆骨碎裂了，坐在树下哪儿都不想去，她不愿意上医院，她不想离开孩子。几个志愿者上来劝这位母亲离开，没有效果。刘青哭了，她跪下了，给这个母亲深深地跪下了。那个母亲最终点头了，上了担架，去了医院。

    西宁的医院里，伤员是藏族，医生却是汉族，语言沟通不畅，影响了治病的效果。格桑花发动了一些大学生来翻译，让更多生命得到及时的救助。

    也有义工在网上发帖，以前做得太少，只是捐没有助，灾难前，他们反思着，未来要进行更多的心灵对话。

    让生命站立成树

    洪波说，格桑花是藏族人心中最美丽的花，代表幸福吉祥。格桑花也是高原上生命力最顽强、最普通的一种野花。

    震前的玉树很美，震后玉树人的内心却依然平静。一个在地震中遇难的孩子，据说离开之前告诉同学：别人不帮我，我也要帮别人，不一定别人帮了我以后，我才帮助别人。

    因为相偎依，生命有了温暖。歌词里面唱：点燃的酥油灯，点燃高原所有的希望。怒放的格桑花，怒放人间所有的祝福，愿所有生命都站立成树。

    最后，洪波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地震前，玉树的孩子们挤在屋外读书，阳光很灿烂，孩子们的笑脸也很灿烂。

    顾佳  记者  樊立慧/文

    让生命站立成树

创办“格桑花西部助学网”的洪波

格桑花是青藏高原上一种普通野花，但它的生命力却极其顽强，被藏族乡亲视为爱与吉祥的象征。洪波每天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与加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义工和网友联系助学事宜。经过她的牵线搭桥，使那些成千上万得到资助不再辍学的孩子们，像一朵朵灿烂圣洁的格桑花美丽绽放。洪波的行为感动了安徽7600万乡亲父老，也感动了中国。

　　格桑花凋零撼心魄

　　今年39岁的洪波家住合肥，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审计科的高级工程师。她性格开朗，喜爱旅游，特别钟情西部的绚丽风光。2002年她作为第一批全国招募的志愿者，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工作了一个多月。那年夏天，洪波途经青海省玉树县一片荒凉的戈壁，她口渴走进一户牧民家庭讨水喝，发现一脸稚气的女主人只有十五六岁，怀里竟然抱着自己的小孩。女主人告诉她，9岁时因家庭困难便辍学在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就结了婚，她的丈夫是个16岁的少年。为了照顾常年生病瘫痪在床的阿爸和年迈的奶奶，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他们只得早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若非亲眼所见，洪波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2004年春，洪波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时遇到一对衣衫破烂的、年纪只有七八岁的小姐妹卓玛草和拉毛草。当她们见到洪波时，举起松开的手心露出两根虫草，女孩很害羞地问：“阿姨，刚采到的虫草要不要？”原来，女孩们的爸爸去世了，妈妈靠给别人放牧、洗衣服艰辛地供养两个女儿上学，小姐妹放学以后，只得去挖虫草攒学费。同为人母的洪波被女孩的不幸遭遇深深震憾了，她紧紧拥住小姐妹。至此，洪波的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帮扶欲，当即决定捐助两个孩子的学费，每年几百元一直到高中毕业。卓玛草姐妹俩高兴得哭了，她们拉着她跳起舞。更让姐妹俩欢喜的是，洪波利用住在她们家的几晚教她们写作文做数学题。卓玛草姐妹是读上书了，可洪波却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青藏高原还有许许多多个卓玛草和拉毛草翘首以盼，谁来拉他们一把？”

　　从此，洪波开始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区那些孩子身上。她在爱人的大力支持下花费1万多元数次深入西部高原进行实地调查。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她的足迹踏遍西藏、青海、甘肃、四川……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洪波了解到，在西部贫困地区，不少成年人因没上过学成了文盲、法盲。由于缺乏生存技能，一些人只能靠非法捕杀藏羚羊为生,贫苦因此进入恶性循环。所以，从源头上解决西部孩子们的学习知识、掌握生存技能问题已迫在眉睫。也是在2004年的那次考察中，洪波结识了来自上海的刘袆，她们成了好姐妹，并立下誓言：成立一个二人组合，能做多少是多少，为可可西里的孩子们读上书竭尽所能。

　　从西部回到合肥后，洪波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只能以青稞面果腹的孩子，家里穷得连铅笔、写字本都买不起，随时都面临着失学的境遇。“能不能在政府的援助外，动员民间力量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和上学条件？”洪波的头脑中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格桑花儿遍地开

　　机会来了，2004年底，洪波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说拉萨德吉孤儿院的孩子们衣服单薄无法过冬，洪波觉得这正是实现她和刘袆愿望的机会。于是，她立刻发动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募捐。在这次募捐中，拉萨德吉孤儿院的60个孩子收到1万元钱和很多棉衣。初次成功竟让洪波和刘袆快乐得在电话里开怀大笑。很快，洪波又有了新的想法：还有更多的孩子也需要帮助。依据目前的力量，寻找100个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一直帮他们读完小学、初中！目标定下来之后，洪波和刘袆开始分工，洪波负责去寻找落实资助对象，而刘袆负责筹钱。从2004年年底到2005年的2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洪波和刘袆已经陆续为70个孩子找到了捐助人。

　　欣喜之余，洪波也感到力不从心，烦琐的联系不仅严重分散工作精力，每月3000多元长途电话费更使她囊中羞涩。“不如做个网站，把资料发布到网上，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捐，岂不更好？”想法虽好，可洪波和刘袆对建网站却一无所知。于是，她们在网上寻求帮助。爱虽无声但也最能引起共鸣。很快，同样做过可可西里志愿者的大连小伙子于峰“揭了榜”，令洪波感动的是，于峰不仅自己花4000多元钱注册了一个局域空间，还亲自对网站进行了设计。经过细致斟酌，洪波的网站选在2005年2月19日开通，网站取名为“格桑花西部助学网”。“涓涓细流可以流淌成浩翰大海，点滴爱心可以会聚成博爱洪流，许多贫困的藏族孩子需要您的爱来滋润！”洪波定期把孩子们的信息发布到网上，网站运作短短一个多月，洪波和刘袆要资助100个孩子的目标就实现了。

　　此后，洪波每天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与加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义工和网友联系助学事宜。而一个个好消息总是不断，这让疲惫的洪波十分兴奋。

　　2005年11月4日，网站运行9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洪波，打紧急求援电话的是青海省称多县民族一中的智明龙珠校长。“洪女士，我们这里从10月15日开始下大雪，到11月4日还没停。雪灾把储存的燃料消耗完了，零下20多度孩子们冻得没办法上课只好放假，可家中也没有燃料取暖，孩子们快冻得不行了，救救他们吧，我给您磕头了！”20多分钟后，学校的一位老师冒着生命危险，到牧区拍下了雪灾中几个孩子还只穿着单衣的图片。洪波的心一下揪紧了，仅仅10多分钟后，一封《给大雪中的孩子一点温暖吧！》的紧急求助信上了网，洪波写道：“有了您的爱，孩子们的手就不会冻僵了，他可以写字喝上热水，他们就会在滴水成冰的恶劣天气里点燃对生命的希望，对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感受到真实美好……”网友们纷纷跟帖说洪波是“神”，是勇士。她的话语总是那么自然质朴，却能打动每个人的心。她的动情企盼，总会让人们泪流满面，总会有一种责任和力量让人们行动！

　　洪波自己首先捐了1000元。短短一个多星期，“格桑花西部助学网”就募集了3万元善款和大量棉衣，洪波把钱换成了50多吨煤和5吨炒面，找了4辆大卡车，由西宁的义工张亚莉运往灾区。押运这批货到实地去发放，天寒地冻在冰雪路面翻山越岭非常危险。为了孩子，为了翘首以盼的生命，张亚莉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走了2天2夜，终于赶到了称多县。在国家气象局和民政部刚刚发布这里的雪灾消息时，他们就把第一批救灾物资送到了。后来新华社对这次雪灾进行报道时，惊讶地发现，原来竟是一个民间网站在发起组织这场声势浩大而影响广泛的救灾行动……通过这次行动，洪波惊喜地发现，一个小小的助学网站，竟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说明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着善良的愿望去实践。

　　2006年9月，洪波一行从上海、合肥等地来到青海，这是格桑花义工第17次来到青海。每到一地，洪波一行都亲自发放捐款并监督捐款的使用情况。“格桑花”的运作模式是：孩子的信息在网上公布后，网友在网上认捐，直接汇款到当地学校的指定账户，捐款结束后，格桑花义工在网上招募网友，介入监督，由当地学校、格桑花义工及监督人三方到场发放捐款。洪波笑着说：“我们有公开的透明制度作保障，所以能够取得公信力，这次同来青海的监督人费先生是位来自台北的美籍华人。”洪波介绍说，“格桑花助学义工会目前在上海、北京、广州、宁波等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工作站，当地的义工会在各地定期开展活动、搞宣传，我们的目标是让格桑花助学组织在未来几年内覆盖所有发达城市。”

　　格桑花是藏族乡亲心目中的圣洁之花，格桑花助学使者们更是藏胞心目中的“爱使”，他们用百倍的爱来回报。一次，格桑花义工去黄河源头曲麻莱县实地调查和发放助学金，路上吉普车被洪水冲翻在河里，20多名藏胞连衣服都没脱，就齐刷刷地跳进冰凉刺骨的河水里，硬是用绳子把车子给拖了上来。他们说：“你们是来帮助穷孩子读书的，不能误了你们的大好事！”

　　给“格桑花”以尊严

　　“格桑花西部助学网”不仅帮助西部的孩子上学，同时还始终关注孩子们的成长质量。格桑花资助学生的标准，不是家庭贫困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而是所有家庭贫困的学生，家庭是否贫困是选择资助孩子的惟一标准。洪波认为，“健全的人格比优异的成绩更为重要”。洪波说：“即使孩子没有感恩心，也不代表他永远没有觉悟的一天。有的种子发芽早，有的种子发芽迟，有的种子也许永远不发芽，但是我们并不能停止我们的播种。”

　　在这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爱的浸润下，让受捐助的孩子们找回了爱的尊严。一次，洪波去青海省一个中学发放100多位同学的助学金后，一个高二女孩子在她走前交给她一封信，女孩写道：“尊敬的洪阿姨，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还不足20元，几乎天天都是白开水泡馍馍。对于生活的贫困，我们既不怨恨父母，也不抱怨命运。相反，我们抱有或多或少的感激，可亲可敬的格桑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的援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是你们的援助增添了我们一个个贫困生对于生活的信心，给予我们贫困生应有的尊严！”洪波摩挲着洁白的信纸，展读良久……

　　洪波的行为感动了安徽7600万乡亲父老，也感动了中国。2007年11月中旬，她被推荐并入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候选人之一。12月14日晚，洪波却给“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评选”节目组打去电话：“请工作人员务必将网络上发布的关于我的资料稍作修改，说我‘创办中国最大的民间助学组织’，这让我担当不起，能不能把‘最大’两个字去掉。另外，能不能让‘格桑花西部助学网’的全体志愿者作为一个团体参评，因为这其中还有太多感人的故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够代表的，能把那么多有志于西部助学的人士凝聚在一起，我充其量只是根绳，用网络这根绳把有爱心的人们连结在一起。”洪波有这样的想法，令组委会的许多成员感到意外和感动。虽然最终没有当选年度人物，但洪波和她的格桑花义工组织已经享誉华夏。

　　2008年6月21日上午，洪波应国家奥组委的邀请，参加了在西藏拉萨举行的奥运火炬传递。“当国家奥组委邀请我选择一座传递火炬的城市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拉萨，因为我希望‘格桑花西部助学网’能够惠及到更多需要帮助的藏族孩子们。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就要出现在哪里！”

　　通过3年多的努力，洪波的“格桑花西部助学网”已经拥有了4万名参与者，组成了一个温馨的网络大家庭。这朵品牌助学之花已经在青海、西藏、甘肃等省、自治区的51个乡镇200多所学校灿烂绽放，受益人数超过2万人，筹集资金1000多万元用于改善藏区教育，培训西部乡村教师200余人次。针对西部地区冬季时间长、燃料紧缺的实际，“格桑花西部助学网”还实施了燃料、冬衣、馒头计划。几年来，格桑花义工们共募集燃料、冬衣、文具、体育用品等物资捐助价值超过400万元。洪波本人资助的女孩卓玛草也已经上了初三。她捐助的那个女孩说，自己长大后也要去做公益事业，帮助更多的人。“看到爱的事业后继有人，我很欣慰。格桑花播下的种子，将会在青藏高原开出更多娇艳的花朵。”洪波兴奋地说。（作者：单一良）